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1期

［摘  要］

当下人类社会正面临全球化逆流的严峻挑战。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及其经济全球化思想，因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时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的内在矛盾，分析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及其矛盾，分析了一般现代要素的资本化以及科技之于世界市场的正向作用，分析了由西方国家霸权支配的全球资本主义与非西方自主发展所决定的经济全球化的矛盾，从而为西方新自由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现象提供了理论资源。新自由主义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推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全球经济腾飞、新技术革命以及多极化等方面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但美元体系、技术垄断与技术殖民、单极化思维及冷战思维，又逐渐导致经济全球化陷入僵局，进而出现逆全球化现象。上述矛盾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矛盾加剧而逐渐显化，导致人类社会新的区隔及其价值冲突。面对全球化逆流，中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走正道、行大义，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走科技强国之路，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智慧，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世界历史时代  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逆流  高水平对外开放

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全球化变局及其逆流，中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并切实推进“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很有必要激活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并对其展开历史与现实的分析。无疑，当下的全球化变局依然属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之阈限。按照习近平的判断，马克思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这也清晰地给出了本文的意义。

一、马克思设想的经济全球化及其历史方向

要历史地审视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状况，首先需要回溯至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人所构建的基于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学体系和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将论域引向了世界市场与经济全球化。马克思构建了一种从早期资本主义批判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批判，并最终指向世界历史时代的经济全球化构架与历史方向。从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可以清晰地分析新自由主义传统之持续演进与矛盾转变，判定东方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及其自主发展道路，并察知当今全球化逆流之错谬。

（一）马克思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洞见与论述

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提出了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以及世界市场六大环节及其运演。其中，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三个环节构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均是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治内完成的。接下来便是发生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以及更大范围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扬弃资产阶级社会并形成未来社会的基础样态。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有着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背景，但又不限于这一背景，而是指向现代世界历史的自觉转变，指向东方社会之现代转变以及东方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其中就包括古老的中国社会摆脱其“腐朽的半文明制度”，进而实现中华民族朝向现代世界的艰难而伟大的复兴。

经济全球化乃是诸多现代要素如工业、技术、大生产、分工、资本一般、活劳动、自由贸易及市场化、法治化的全球扩展。这乃是构成现代工商文明及其法治社会的诸要素，也都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肯定基于大工业要求的社会分工，并将活劳动与人的类本质活动相提并论。马克思充分肯定资产阶级社会在发展大工业及其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意义，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大工业也一定会通向世界市场。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产生了国内市场无法容纳的大规模的产品过剩。因此，国内市场必然要求向外扩张，再加之“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在马克思看来，市场原本是人类生活与交往的基本空间，它以交换的方式呈现生产与交换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民族国家的治内市场自觉通向世界市场，法治化则有效保障市场经济之协调有序。在马克思那里，市场社会与法治社会在本质上是相通和统一的。

对于现代要素的肯定，是马克思对既定社会即现存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提。批判的切入口则是资本一般何以突破作为物的资本成为社会关系，进而通向、建构并控制世界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终结果。它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全球场所，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化。资本的流动带动了劳动力、技术、知识和文化的跨国交流，标志着“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本一般表现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等资本要素，是指能够用于生产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本（如机器、设备、建筑物等）和人力资本（如作为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是资金、劳动力与空间的集聚，是现代工业及其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资本也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当这一价值完全并且历史性地受制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而实现了对所有现代要素的宰制时，即实现了一切现代要素的资本化，进而将人的活劳动变为死劳动（即异化劳动），从而完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亦即资本主义的生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诸多现代要素何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必然从属于资本化，并在世界市场的背景下衍生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特别强调科技对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推进作用，肯定科技发展导致的平均利润率下降以及活劳动的实现，“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即实现“资本对活劳动的占有”。“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科技作为现代要素仍然从属于资本主义，而且越是到国家垄断与帝国主义阶段，越是如此。这解释了当今时代美西方技术殖民背后的帝国主义性质。但是，要打破技术殖民，就必然要切实增强非西方国家的国家实力尤其是科技生产力。非西方国家的自主科技实力与能力的提升，是摆脱受制于西方国家技术垄断与技术殖民的保证。科技有理由成为摆脱单一资本主义模式的最重要的现代要素。在未来，不是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而是科学依其自身满足人类进步的要求从而帮助人类驾驭并利用资本，包括以人类发展的内在需要克服有可能出现的技术对人的过度控制以及技术异化现象。当社会主义通过包括国家与企业在内的各种力量发展起足以抗御美西方技术垄断与技术殖民的科技实力，并使人类科技发展处于整体的反思与可控状态时，科技才成为超越资本统治的人类力量。

（二）马克思对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先行分析

在马克思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中包含着帝国主义批判思想。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蕴含着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批判的一般理路，并在现代帝国主义和东西方矛盾关系中显化出来。

资本主义一旦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就必然会强化国家。在一般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从属于国家之后，必然会发展出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垄断资本主义，进而出现西方支配非西方的格局。“东方从属于西方”是资本向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东西方完全不对等的经济全球化。其中，对外贸易与世界市场乃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拓展过程，且直接表现为西方支配东方的单一的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过程必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宰制现代历史的过程。民族资本主义是非西方国家部分地和有限地实现资本支配的国家形式，这一形式本身必然从属于西方民族国家或超民族国家对非西方的支配，这种支配的极端形式即帝国主义及其殖民主义。列宁所谓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的判断，切中了实质。可见，垄断资本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并非中性的，它不仅由资产阶级的西方民族国家所支配，而且非西方民族资产阶级之获利，越来越受制于由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超民族国家与现代帝国。垄断资本主义将国家性质的资本力量强加给世界，加剧了帝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垄断资本主义表明，西方不仅占得资本主义的先机，而且拥有了霸权。国家支配的资本现代性不仅表现为对落后及弱小国家的剥削与压迫，还表现为以帝国的方式对其他国家的奴役及对其文化传统的褫夺。

对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把握，不仅要求将其内置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还要求将其置于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视野中。马克思所谓“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以及“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本身就要求关联并且具体化为从民族的、地域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中，民族与国家从属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仅具有经济功能的民族国家将逐渐被扬弃，社会化成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方向。面向世界市场，应当弱化政治国家，并将其转变为社会化的国家。国家社会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融入人类社会。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促使传统的民族消融为“统一的民族”。这表明，在通向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国家将实现其政治经济学意义，并从国际主义中得到合法性，进而消解于未来人类社会之中。

（三）马克思论国际主义、东方国家的独立解放与经济全球化

马克思既反对国家垄断，也反对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早在1848年批判自由贸易制度时，马克思就揭示了自由贸易所包含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奴役关系，并分析了资本垄断化的“另一种情况”：“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这里提到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指的就是欧洲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垄断一开始就是自由贸易的天敌。马克思以旧制度与立宪制来类比民族国家的垄断与自由贸易，进而指出，自己对自由贸易的批判不是“为了维护保护关税制度”。在此语境中，马克思实际上赞成“零关税”。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对外贸易有助于摆脱国家垄断，趋向于世界市场。但是，只有当世界市场摆脱无政府状态，成为各民族共享、建立在公平公正秩序与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的体系时，才能成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手段和“经济活动条件”。国际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基本考量，国际主义的基本功能是指通过国与国的团结互助，免除无政府状态。而且，对马克思而言，对外贸易以及世界市场这两个环节并非完全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全球化显然也不等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手段，是西方资本主义拓展的方式，也是非西方世界能够接榫于世界历史的基本方式。世界市场是一种与工业及其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国际交往空间，社会主义也必然置身其中，因而走向民族独立解放、面向自由王国的非西方世界同样应当积极融入世界市场。

马克思对自由贸易制度的批判指向欧洲的社会革命，这一设想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探索是同构的。马克思希望在历史的同一个时空解决人类解放问题。在马克思那里，西方通过资本主义方式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并推进社会革命，非西方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国家民族之独立解放、进而实现新社会建构，这两种方式是东西方真正进入全球经济社会建构的前提。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延宕及其持存性、马克思所谓“两个决不会”的判断，是在慎重研究了1857年那场发生在英国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金融危机之后得出的结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决不会”所反映的正是现存社会即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延宕及其持存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在地状况，但“两个决不会”从属于在世界历史亦即整个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两个必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要世界市场还没有摆脱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西方性质，就依然有必要利用其为全体人类社会创造经济社会条件，实现全球人类社会的未来建构。在马克思那里，东方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一旦通过社会革命参与并融入经济全球化，其所推动的全球化本质上已不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而是逐渐获得社会主义的内涵与性质。在与资本主义并行的历史岁月里，东方社会有理由且必须将自身置于世界市场这一空间之中，并获得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包括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超越。经历社会革命的东方社会，通过发展世界市场来融入并重构经济全球化，乃是进入现代世界的必然途径。在此，摆脱被西方宰制的经济全球化，使其从属于整个人类共同体，是东方社会获得自身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使命——其中必然要求体现东方社会的主体性。因此，显然不能直接把经济全球化定义为西方支配下的经济全球化。

二、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经济全球化

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揭示并回应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也回应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开启的经济全球化。19世纪7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兴起，其背景与当时形成的现代世界历史大转型及其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规模有关。从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及其演进，一直到新古典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崛起，虽然从总体上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但始终没有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无法克服日益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因此仍然属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方位。

19世纪70年代，英国通过快速的工业化、资本积累以及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市场，摆脱了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困境，进入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逐渐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时期，T.H.格林为回应资本主义新形势，提出了一种与社会的“共同善”（common good）相容的个人权利观，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并对L.T.霍布豪斯等人产生了影响，也为20世纪英国向福利国家的过渡奠定了基础。新自由主义强调从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放任式的自由观转变为涵括社会自由的新功利主义，并且支持社会改革与福利社会建设，强调国家干预，积极回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只限于西方民族国家之内治，其另一面恰恰是同一时期盛行并以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化。

新自由主义是对19世纪70年代开启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引发的全球大转型的回应。作为地理愿景的全球化起始于大航海时代；有理由将技术层面的全球化的起始确定为蒸汽机车面世的1814年（正是蒸汽机的出现奠定了全球化的动力基础，使得世界市场及交流在技术上得以可能）；全球性的经济大转型则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正是在19世纪70年代及其后半个世纪，西方的工业化及相应的经济全球化逐步展开，形成了以西方宗主国为中心的格局。先是英国，随后是美、法、德等国家，通过工业化及外贸输出扩展至广大殖民地，构建起一个高度不对称的世界市场，“1873—1913年的40年间，世界贸易网络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则认为，在19世纪60年代即出现经济意义上的第一波全球化。他也提示新自由主义是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全球大转型的回应。全球性大转型必然表现为巨大的东西方差距。“始于1870年后的40年里，全球性的大转型才得以现身，‘发达的’西方或北方，与起初不发达，后来是欠发达，近来是（处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东方与（或南方）之间，在经济增长、地缘政治、经济实力、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等方面，才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在不断加剧的殖民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所允诺的民族国家内的社会自由，越来越依赖于对外的国家垄断及其殖民化统治。在东西方差距越来越大的境况下，新自由主义旨在持续推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逐渐发展为现代帝国主义。

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极化，欧洲的极端国家主义以及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占据上风，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中断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使经济全球化陷入停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重新获得自由资本主义空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适时提出以自由放任主义为核心主张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以及资本的全球扩张。但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赢得市场。事实上，由于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一个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有可能打开的世界市场以更为森严的方式关上了大门。长达近40年的冷战，无疑使世界市场受阻，社会主义阵营施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支配西方世界的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西方“开放贸易体系”及其富国俱乐部，西方富国俱乐部又因无法实现资本的全球扩张而实际上陷入内卷、内耗与内斗之中。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资本的内生动力并不服从于政治上的阵营划分，而是指向尽可能广阔的经济全球化。资本扩张显然日益不满于冷战格局，即将一个巨大的东方社会主义市场排除在全球市场体系之外。冷战作为两次世界大战国家对抗逻辑的继续，显然悖逆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逻辑。冷战所暴露出的巨大矛盾，预示着全球资本主义空间要求在更大程度上的重新开放，而这一要求最终通过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联手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新政得以实现。

尽管再度打开的全球资本主义空间，本质上还是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但其在历史发展方向上还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及其世界市场大发展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贸易繁荣、投资便利、人员流动、技术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1992—2022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从约25万亿美元升至约101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659美元升至12647美元，直接投资净流出从1863.6亿美元升至1.74万亿美元。1992—2019年，全球贸易额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40.15%提高到56.33%；全球贫困人口比例由36.5%下降至8.5%，人口预期寿命由65.6岁增加至73.4岁。世界三大经济圈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德国与法国主导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1993年生效，使得欧盟实现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高度一体化，并通过吸纳中东欧新成员，成为一个涵及五亿人规模的经济共同体。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融合了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并使其成为居世界首位的北美经济一体化区域。在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腾飞之后，近几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得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区。此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2000—2020年，中国GDP增长近十倍，并深度嵌入世界市场，202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28.5%（同一时间美国占16.5%）。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截至2023年，金砖国家自2006年成立以来，经济增长了10.2个百分点。2023年，包括中国与印度在内的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达到创纪录的35.7%（其中中国又是印度的近六倍），略高于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北美经济圈（34.2%）。尽管中国的经济水平与美国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并且在人均GDP上仍存在天壤之别，但就区域经济体以及以国家为单位的GDP总量而言，中国以及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已经打破了西方国家对经济霸权的垄断。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意愿强烈且发展态势良好。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是此前的现代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经济全球化直接推进了世界市场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积极推动，使得原本从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带有西方富国俱乐部性质的关贸总协定升级为具有一定普惠价值的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向全球拓展，通过跨国企业、国际金融以及网络空间等方式综合发力，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整合生产要素与资本市场，形成了全球性的分工体系。与此同时，各国积极推动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开放金融服务业与资本市场，为各种资源流动提供便利，构建起与经济全球化相匹配的世界市场，极大推进了贸易与投资自由便利化。全球产业链以及外贸的相互依存，已经决定了各国的相互依赖关系。近些年来，诸多跨国企业的产业链及其分工体系遍布全球，如苹果手机涉及十几个国家的上千个零部件与芯片供应，而日用品的全球性分工体系则更为普遍。

（二）推动了技术的加速发展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本身就有新技术革命的背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40多年间，新技术革命迭代推进，从先进制造技术、材料科学、新能源、生命科学、管理科学、信息技术到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引擎。技术不只是一般现代要素，而且越来越成为总体性的现代要素，带来全球性的先进便捷的交往、交通及其物流技术，也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生活质量与福祉。技术的高速发展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导致马克思所说的平均利润率下降，使活劳动的实现成为可能。技术为新自由主义深度绑定，也是新自由主义得以维持的前提。但是，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摆脱资本逻辑、从而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可能。技术异化的扬弃，既要求扬弃资本逻辑，也依靠技术本身的进步。

技术具有突破国家及诸多地方限制、从而实现直接服务于人类福祉的能力，并有超越西方性的一面。许多跨国科技巨头如英伟达、微软、苹果、SpaceX等，本身就带有不从属于民族国家的技术帝国性质，技术外溢效应尤其显著。可见技术发展与创新本身也在突破西方定向。美西方依赖技术垄断与技术殖民，但科技又有一定的无国界性，大型跨国公司国籍身份的多样化也在稀释其国家属性。非西方外籍职员被西方大型公司吸纳，总体上有益于非西方国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实现技术的自主发展，而整个人类社会的高新技术发展已不可能离开非西方国家。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发展以及大规模海外中国留学生、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等，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才的全球性流动，海内外中华优秀儿女以各种合理合法的方式效力祖国，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有生力量。从改革开放前的“两弹一星”到近些年来高铁及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国初步实现了科技自主发展。中国以举国体制传统发展科学技术，有效抗御了西方的技术垄断与技术殖民，也为推进更高质量的经济全球化打下了科技基础。

（三）呈现出多极化的全球发展格局

新自由主义及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原本旨在通过市场自由化、贸易开放和私有化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由此形成一个以美西方为主导的单极化国际秩序。然而，实际上却出人意料地推动形成了一种多极化全球发展格局。这一格局既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非西方新兴经济体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格局、积极作为的结果。巨大的外债、工业空心化、失业等问题表明，美国靠美元体系越来越难以维持单极化世界，其对世界的霸权能力越来越弱。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9·11”事件以及美欧间某种程度的离异倾向等，均暴露了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美国言而无信，动辄挥舞关税大棒，导致其国际信誉度持续下降。民粹主义泛滥、种族和民族问题频发，也显示美国国内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及社会团结能力。与此同时，一批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以及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强烈的自主发展诉求，也要求形成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多极化逐渐成为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全球发展的基本特征。

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也要求形成全球多极化发展格局。萨缪尔·亨廷顿认为，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全球化必将引发文明冲突。但实际说来，在多重因素作用下，能够积极回应并取代“文明冲突论”的，恰是非西方世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批判，以及全球范围内形成的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其中，中国的发展及其和平主义理念发挥了主要作用。不同文明在各自溯源中实现了相互与交互的理解，凸显人类文化传统的多元性。对文化权力的强调反过来也使各国希望构建一种多极化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不同文明传统的平等对话，并探索各具特色而又相互欣赏、各美其美而又美美与共的现代化道路。

新自由主义是否走在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上？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从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看，新自由主义加剧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包括垄断、帝国扩张、生态危机以及全球治理难题，因而实位于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自我异化的历史方位。新自由主义毕竟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性质，其未必自觉选择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就实际发展后果而言，新自由主义使得诸多现代要素从属于美西方支配的全球资本主义；然而，也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些现代要素得以发展，并构成一个总体性的物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出现了扬弃自我异化的可能方向，同时激发了非西方国家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它们积极而成功地探索出一条通过融入世界市场以应对后发问题的自主现代化道路，从而推动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市场及其全球交往空间的形成。

三、全球化逆流及其错误方向

20世纪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展开的经济全球化，近些年来遭遇来势峻急的全球化逆流，迷失了方向。全球化逆流根源于新自由主义传统。新自由主义必然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当危机不断出现，新自由主义的主导者又无力通过经济全球化手段解决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必然带来的过度消费、贫富分化以及生产不足等问题时，就有可能放弃或部分放弃经济全球化，全面或有所选择地停止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开放，由此出现逆全球化现象。当下的逆全球化，特别表现为美西方受到其所主导的金融帝国发展模式的反噬，实质上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并为自身调整争取空间。这表现为美西方错误地将其所假设的战略对手视为战略威胁，诉诸科技垄断、增加关税，甚至阻止国际人员往来。逆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美西方新自由主义矛盾持续积累的产物，它表明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大于并且否定其积极效应。全球化逆流显然彻底背离了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

（一）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秩序与成果

40多年来高度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整体发展成果，已成为人类共同发展的基础。但逆全球化则意在减势甚至抽离这一基础，企图将一个全人类共享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强行弄成一个排斥和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美国优先”模式，“让美国再次伟大”，实是一种不顾合作与共赢前提的排斥性话语。美国试图独享经济全球化红利而不愿承担乃至放弃引领全球发展责任。如果任由逆全球化冲击，加之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乏力、诸国家的自保式或内收式调整，经济全球化程度必将会下降乃至衰退，全球性贫富分化也将越来越严重，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矛盾日渐突出。逆全球化乃是既往40多年总体上正确的经济全球化方向的直接倒退。

美国习惯于将其随着新自由主义新政以来不断扩大的巨大贸易逆差看成世界各国从美国单方面索利的结果，却看不到其美元体系及金融帝国模式才是这一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美国放任庞大的消费与享乐市场主导经济运行，却缺乏以劳动力为支撑的相应生产体系，因而本身就不是一个健全的生产—消费平衡系统。美国看不到、更不愿意承认，正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巨大的劳动力付出，才成就了美国日益庞大的消费与享乐市场。美国无视导致贸易逆差的真实原因，强势逆全球化，以为把矛盾抛给其他国家即可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实际上只会把局面弄得更糟，终将自食其果。

全球化逆流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深层矛盾。新自由主义采取金融帝国发展模式，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及其收入增长远超实际经济增长。十多年前，托马斯·皮凯蒂揭示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越来越巩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即资本收益率（r）>经济增长率（g），而且，r>g的情形“在19世纪前一直存在”，并“在21世纪再次出现”。然而，r>g的背后，正是新自由主义传统特别呈现的脱实向虚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必然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因为美元体系的支撑，危机往往转嫁到那些新兴经济市场，如拉美、东南亚、中东以及希腊，但终究会在新自由主义的中心地带爆发。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即是表现，且当时已出现逆全球化征候。当时中国为顾全经济全球化大局，通过四万亿投资计划激活市场活力，主动救场，加之美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使经济全球化得以延续，此后全球化也迎来一波高速发展。但是，近些年来，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高（居世界首位），同时美国自身却在产业与就业等方面出现问题，加之疫情期间全球经济萎靡等，使得美国针对中国的逆全球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但美国的逆全球化并非只针对中国，事实上，只要认为有必要，其逆全球化可以针对且事实上也针对其他所有国家。

既有的行进在正确方向上的经济全球化，正在造就一个普惠全人类、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格局，但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则试图将其再度置于错误的美西方宰制的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一旦无力遏制其所臆想的对手，便非理性地走向逆全球化。

（二）导向新冷战以及更为狭隘的单极化格局

经济上的逆全球化必然带来政治上的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强化美西方的国家力量，夸大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激惹并利用右翼民族主义，导向新的冷战以及更为狭隘的单极化格局。

基于美西方霸权并不断巩固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的单极化世界格局，越来越为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所反感，即使欧洲也不愿意重新回到美西方主导的单极化世界格局。美国是单极化世界格局的唯一拥护者。美国从意在排斥打压所谓博弈对手的重塑全球化，走向将自身从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分离出来的逆全球化。全球化逆流显示美西方正在经历某种帝国的衰退，正如全球化过程中的任何帝国都有其衰落过程。

既有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美西方主导的逆全球化将会导致如下主要问题。首先，出现国际乱局及新野蛮状态。逆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政治状态的恶化。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增强、美西方为所欲为、大国博弈加剧，各国家及地区被迫选边站队、无所适从，国际关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区隔和壁垒，形成一种缺乏道义基础的机会主义的国际政治环境，且难以修复。意识形态冲突还原或转变为地缘政治冲突，民粹主义与右翼民族主义盛行，宗教与民族矛盾显化，种族主义及恐怖主义抬头，局部冲突与战争频仍，存在着由局部冲突演变为世界冲突乃至世界大战的风险。全球政治的恶化既是逆全球化的结果，反过来也加剧了逆全球化，将逆全球化置于无解的国际环境中，国际乱局持续加剧。其次，美西方操弄其他民族共同体的可能性加大。滥用民族国家而且是单一民族国家，本来就是现代帝国肢解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常规性的地缘战略。冷战之后，民族国家观和分离主义泛滥，代理人战争频发，导致中东、前苏东地区、巴尔干半岛以及拉美的民族共同体矛盾不断加剧。全球化逆流同民粹主义及右翼民族主义的合流，还会加剧更多的民族共同体矛盾及其冲突。再次，加剧美国与欧洲的疏离。美国单极化的帝国支配体系，意味着其对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支配性越来越强，但欧洲必然捍卫其民族国家体系，也必然要求反逆全球化，从而加剧美欧矛盾。实际上，在与欧洲同盟关系的价值观被归之于“白左”之后，美欧所谓同盟关系即存在被瓦解的可能。而美国的逆全球化倾向表明，其已放任美欧关系之疏离。只不过，就近代以来的东西方矛盾而言，不必过于放大当下美欧的疏离。西方的确不是一个西方，但西方毕竟还是西方。

逆全球化无疑强化了国家力量特别是国家霸权。其一，国家霸权强制实现全球范围的国家重构。民族国家与帝国观念尖锐对立，奈格里式去领土化帝国观再度为在地化帝国观所取代。新野蛮状态下，国家状态正在经历某种艰难重构，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侵略行为也要求给予新的解释，或被强制要求赋予合法性。美西方强行干预经济全球化秩序，搞“极限施压”“硬脱钩”，试图在新的、更强势的单极化格局中胁迫各方力量，重构美国国家霸权，但其代价是终结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空间，并将自身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立面。霸凌、豪横、任性，必然有其相应的后果。其二，国家霸权及其单极化国家格局，还会进一步强化帝国支配下的技术殖民。在技术发展已超出民族国家范畴并越来越朝向人类共同福祉方向时，由国家方式实现技术垄断与技术殖民，完全背离了经济全球化的前进方向。但逆全球化使得标志全球化正确方向的国家从属于技术的逻辑翻转为国家支配技术。美西方依然在零和博弈以及国家博弈的意义上看待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类福祉。一旦别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超出了美西方的可能想象及限度，他们便会自觉不自觉地采取遏制措施。逆全球化就此成为巩固技术垄断与技术殖民的手段。新一波技术革命如果被美西方强行控制，就有可能成为逆全球化的帮凶。科技遏制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但近些年来中国在通信技术、工业体系、交通技术以及军事技术等方面科技能力的提高，也对美西方的技术垄断与技术殖民起到了反制作用。

多极化的全球政治与价值世界，是全球化交往的正确方向。在经过一番无谓折腾之后，美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还是要回到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上来。但其必须摆脱单极化思维，真正抛弃冷战思维，接受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接受非西方国家朝向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探索及其权力发展，并真正接受全球性的现代化道路。

（三）受民粹主义裹挟，人为制造区隔及价值冲突

经济与政治层面的逆全球化、政治区隔、新冷战等，必然带来文化及价值观上的隔阂。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已埋下价值冲突的伏笔。全球化逆流则把这一价值冲突引到极端。近年来，美西方民粹主义与右翼民族主义泛滥，既是逆全球化的“民意”基础，也是逆全球化不断加剧的结果。此类冲突与隔阂，煽动起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排斥和怨怼，以致交往和文明互鉴变得困难重重。而“白左”不被认同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西方民众对于所谓普遍价值的怀疑，以及对于霸权盛行的国际政治生态的失望，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对于逆全球化价值的消极顺从。民粹主义与右翼民族主义的合流，不仅导向政治的右翼化，还裹挟了大众的意识及情绪。

全球化逆流凸显了西方近些年持续加剧的西方中心主义与种族主义。极端情形下，美西方甚至抛弃自由民主以及人类交往的基本理念和底线，赤裸裸地提出“去中国化”。美国的政治文化生态与其说是自由主义，倒不如说是民粹主义。在美国崛起过程中一直未被根除的种族主义，在全球化逆流中兴风作浪，助长了美国版的“傲慢与偏见”。自托马斯·霍布斯确立并在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强化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全球化逆流的主导观念。

逆全球化是对历史的反动，必将不得人心。交往便利化、技术进步、人文交流、民间往来已经成为与经济全球化同向同行的肯定性实践。然而，在全球化逆流冲击下，这些实践活动严重受限。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2025年7月，美国第三次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包括国际留学教育在内的多种民间文化往来、人文交流活动都受到严重阻碍，逆全球化正在成为严峻现实。

在美西方全球化逆流背景下，非西方社会同样受到困扰，非西方民众的仇美情绪愈来愈浓，短时期难以化解。时下非西方的逆全球化，有别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左翼提出的非西方世界的反全球化思想。后者是非西方对于本质上拒绝非西方参与、使非西方进入后殖民及依附模式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拒斥与反抗，但忽视了非西方通过经济全球化所实现的发展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巨大贡献，实际上是将经济全球化与全球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无视经济全球化的一般世界历史意义。如今由美西方逆全球化激起的非西方的逆全球化，则是基于某种自负心理，对已有经济全球化成果的非理性拒斥，而这一反应恰恰陷入了西方逆全球化策略的陷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用西方激进左翼的非西方世界的反全球化资源回应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则会使问题变得更糟。无论“媚美”还是“仇美”，都是有害的社会情绪。

总的说来，逆全球化乃全球化变局的极端形式。尽管存在全球化逆流和逆全球化倾向，但经济全球化并未彻底转向逆全球化。各种进步力量仍在发挥作用，以有效遏制逆全球化的全面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讲，逆全球化或可被视为美西方用以进行战略调整的策略或手段。美西方虽借逆全球化策略遏制战略对手，实现新的全球化或有限全球化、区域全球化；但就现实而言，美自身正遭受逆全球化手段之反噬，而全球社会对美西方的不信任心理也在加剧，从而给经济全球化的价值修复带来巨大贻害。

四、中国对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的坚持和引领

面对当下全球化变局及其逆流，中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旗帜鲜明地反对和遏制全球化逆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并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

（一）认清逆全球化的本质，察知经济全球化的大势

逆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结果，也是美西方推卸、回避或无力回应全球性问题的表现。全球化逆流起于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西方现代化的困境与危机。全球化逆流的实质是现代性日益加深的物化与新自由主义所强化的资本主义永恒性在形式上的同一，这种同一无视物化与资本主义异化的实质的同一，而将西方现代性危机转嫁到非西方，并试图进行粗暴的区隔和切割。美西方认为，通过逆全球化可以拯救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性认知。

当下美西方逆全球化的典型表现是发动贸易战。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在于遏制所谓战略对手，提振美国国家经济，解决美国面向全球的美元体系及其消费型社会难以解决的贸易赤字与产业空心化问题。然而，大打贸易战的结果却是对世界市场及其产业体系的直接破坏。无视占全球20%市场份额以及全球70%产业链的中国市场及其深度嵌入经济全球化这一事实，而任性地打贸易战，不仅是与中国脱钩，也是与世界脱钩。无论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框架下，美国仍是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受益者。将自身置于获得巨大收益的全球化之对立面，与美国一直以来奉行的实用主义精神也是相悖的。

美国的逆全球化主要基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美国推行国家资本主义，资本家集团多与国家绑定，其结果是最富的0.1％人群不断从全球资本主义中获益，而50％以上的底层人群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糟。这种巨大的贫富分化，是美国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内在矛盾的必然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打贸易战、搞逆全球化，显然是弄错了方向。即使退出全球化，美国也不可能就此实现所谓工业回流，更不可能解决物价快速上涨及其带来的市场萧条与社会稳定问题。贸易战只会加剧这一危机，进而将全球引入混乱失序之中，并有可能带来冲突与战争风险。

尽管遭遇当下美西方的全球化逆流，但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没有改变，已有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也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以及世界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人类社会前进的必由之路，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及价值观念。应对全球化问题，也依然要充分依靠经济全球化，并走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

（二）坚持改革开放，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坚持走经济全球化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是在自身自然禀赋有限的国情下，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解决占全球1/5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简单地归于中国单方面享受了西方经济全球化政策的红利，而应理解为中国积极融入、主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全球经济繁荣作出巨大贡献，成为近20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动能。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基本保持在30%左右。面对全球化逆流，中国坚持不懈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力推经济全球化向更高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水平对外开放本身也是应对美西方全球化逆流的重要战略举措。

经济全球化特别取决于世界市场及其流动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逐渐形成了全球性的世界市场架构。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30%，并且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锂电池“新三样”出口保持高速增长，2025年同比增长24.1%，表明中国外贸结构向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持续优化。“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产生巨大的世界市场效应。过去十多年间，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数量从0增加到21、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从10增加到19，包括加入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全面实施，负面清单从93项压减至29项。中国坚定维护并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各项规定，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在十年间跃升了65位，目前位居第31位。中国占有的高份额并颇具竞争力的国际市场及其对世界市场的引领作用，是中国坚定不移反击逆全球化的底气与信心所在。近些年来，面对美西方全球化逆流，中国没有退却，而是直面挑战并进行综合应对，顺势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了应对和化解美西方全球化逆流的战略布局。

显然，对中国而言，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积极建构世界市场的前提，同时也是遏制全球化逆流的前提，那就是强有力的工业制造业体系以及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这是中国能够有效应对全球化逆流的压舱石，也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无论外部经济形势如何变化，必须确保中国经济巨轮行稳致远。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面对美国近年来的高关税政策打压以及疫情后经济复苏乏力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仍然居世界首位并呈增长态势。2021年，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为6.05万亿美元，居世界之首（第二位为美国，4.69万亿美元），是改革开放初期的300倍，占全球贸易总额比例达1/5。近些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150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世界最大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为应对美西方的逆全球化，避免受到美贸易战及其加征关税的影响，中国主动降低了对美外贸份额，扩大对东盟、中东以及俄罗斯的出口占比，进一步放开外国人来华免签政策，积极构建与多极化世界体系相匹配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及丰富的全球供应链。中国所推动构建的世界市场已形成应对全球化变局的因应性及韧性，这不是美西方非理性打压遏制所能轻易撼动的。

（三）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推进技术进步，形成遏制逆全球化的科技基础

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遏制逆全球化，必须继续坚持推进科技强国之路。经济全球化也是新技术革命不断推动的结果。新技术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有助于加速提升社会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提高生活质量，解决全球问题，实现绿色发展；能够推动人类的创造性与想象力，更新人类认知，深刻改变并重构社会结构。当今时代，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技术、物联网等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大幅提高了生产力及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极大地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实现了交往交换的便利化，也推动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分工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连同整个社会的技术化，都使逆全球化在实践上变得不可能。

科技发展不只关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更直接关乎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以及总体的人类进步。当然，不能低估科技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延宕的支撑作用，但科技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固有条件，而是人类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样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

当代中国是新技术革命的积极推动者，而中国自身也通过新技术革命得以立足并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虽然今天的中国还称不上是一个科技强国，但已具备较强的科技实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积极发展高科技，有效阻击了全球资本主义对中国的资本掠夺，遏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与技术殖民。当下国与国竞争的关键在于科技竞争，各国纷纷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抢占未来科技发展制高点。美国打贸易战，搞逆全球化，倚靠的正是其技术优势，通过这一优势搞技术垄断与技术殖民，用若干关键核心技术遏制所谓战略对手。中国摆脱美国技术垄断与技术殖民的根本方式，就是大力发展高科技，在新一轮科技创新中取得优势与主动，实现中国科技水平由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摆脱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局面，有效遏制全球化逆流。近年来，中国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业与数字经济，在芯片及新能源等“卡脖子”领域实现突破，降低对外部技术及其供应链的依赖，实现技术发展从“世界工厂”转向技术创新引领的“创新枢纽”，有效实现了一些高技术领域的自主发展。目前，在先进制造业、高铁、城市地铁、5G、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无人机、电池技术等领域已经具有一定优势，创新性与创造性较为突出，特别是一批中国高技术企业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坚定而快速地成长起来，也给国人以信心。

发展科技还要积极培育新技术市场。中国在这方面已初具一定的比较优势，发展起占有全要素产业链的世界市场。中国在创新产出方面长期处于世界前列，优势明显，2025年排名第五位，较2024年上升两位。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持续增强，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绿色技术领域表现出色。例如在5G领域，至2024年底，5G用户数达10.14亿户，基站数超400万个，优势明显。发展高技术还可催生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发展空间，提升经济质量与效益。高科技形成的中国市场，直接增强了中国抗御全球化逆流的韧性。

（四）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

全球化逆流有着显著的中国针对性，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融入和引领，一些敌对势力加剧了对中国的妖魔化及“去中国化”。在此背景下，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并以文明互鉴为引领，持续而积极有效地传播和平主义发展观，坚定不移地批判单极化与霸凌主义，遏制逆全球化，推进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式现代化，意在超越资本主义，并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5000年中华文明传统在当代的展开，是当代中国立足中国国情、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作出的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超越单一的资本主义文明，走向普惠型与社会主义性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遵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各国相互依存、合作共赢，追求多元、包容、普惠、合作的国际秩序。中国反对零和博弈和单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拒绝大国沙文主义，反对国际性的军事结盟与阵营对抗，摆脱冷战思维，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坚定不移地揭露和遏制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积极应对全球治理挑战。

面对全球化逆流，有必要发掘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哲学智慧。中华文明追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实生物、中道和谐，有着深厚而高明的实践智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发展从本质上区别于基于丛林法则的西方帝国扩张及其殖民化观念，体现了利天下的长远人类社会福祉与价值观念。中国发扬和为贵的传统，积极推进各国及各民族的人文交流及其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相连，传播中华文化及其和平主义理念，努力营造遏制逆全球化的国际文化环境。中国能从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智慧，为克服逆全球化提供宝贵资源。中国价值以及遏制逆全球化的鲜明立场，正在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尊重与支持。

全球化逆流反向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呈现，必然延续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西方的全球化逆流，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永恒性，不愿意承认、也看不到当代资本主义被超越的可能性，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负面情绪，也反映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疑惧。一些全球化逆流甚至宁愿将自己置于世界的对立面，也不愿意接受或承认社会主义。可以说，全球化逆流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恰恰反映出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超越性和现实优越性。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面对全球化逆流，中国必然要求坚持并引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促使当下经济全球化历史地超越资本主义，构建起超越狭隘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