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诗最能展现一个人对生命存在的觉知，及其姿态。诗人龚姝对写诗有个人明确的定义：“那写诗是什么？/写诗是像我这样被没收了工具的人/开垦世界的方式”。（《走路是什么》）开垦世界，即开垦自己。“开垦”，一个用力的词，蕴含着决心和勇气，或许还有倔强的斗志。诗人是敏锐的，“风向0.1度的变化/足以唤起我的知觉”，由此“知觉”生发的诗句是丰盈（有时是繁芜）的。在一首诗中作者说，“每一个词语都充裕如雨”，在此或许可以改为“每一首诗都充裕如雨”，用来形容其很多诗歌的质地，举例《当我蹚过这场大火》中的一段：“时光涤荡起我/将我身上的脏污洗净/它用亿万根分秒刺痛我的双眼/又用盐酸洗剂般的年月/让记忆坍塌、褪色/我软弱的梦因相互倾轧而变得黏稠/热风烤干它们的水分/使它们变得像石头一样笨重/再也无法流动”。

简单翻阅这部诗集的感受是，诗人敏锐于捕捉一切裂痕，孤独、滑落、坍塌、泪水、衰老、悲伤和死亡，这些境遇被强烈地感知并反复书写，而与此同时这些裂痕也在被缝合，就像《在那里》一诗中所写的：“黑暗总有一些缝隙/会不会是在那里？/在那里，你修补着/曾被自己劈裂的东西”。这样的缝合状态，很多时候出现在与自然有关的诗句中，似乎人可以被自然染色、包裹，甚至校正，《冬假》中这样写道：“今天把读书排在后面了/因为路上还有花在开//归家的时候/每个人的风帽里都塞满了花/不唱歌/只是平静地走着/心头没有愿望”。没有愿望，与之相应，也不会有失望，以及由其导致的各式各样的裂痕，一切是平静，就像花单纯地开在路边，如此而已。

推荐理由：大约是1956年或1957年，雷蒙德·卡佛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傻小子”，一天，他去给一位老人送货，在后者家中注意到一本名为《诗歌》的杂志，便浏览起来。老人是个机敏、慷慨的人，见此情景就对卡佛说：“把那本书拿去吧，孩子。你也许会发现那里面有你喜欢的东西。”多年以后，现在已经成为小说家和诗人，在去世前几年，卡佛回忆起这件事，内心依然对这次相遇感到惊奇，且充满感激：“这样一个瞬间是无法解释，也无从辩解的。那一刻我生命中最需要的东西——叫它北极星吧——偶然地、慷慨地赐予了我。自那以后再没有能与之稍可媲美的时刻。”也许，那本被意外赠予的《诗歌》，就是《我们所有人：雷蒙德·卡佛诗歌全集》的缘起吧，至少在外在层面可以这样说。

卡佛以短篇小说闻名于世，已有不少中译本出版，熟悉他小说的读者如果翻开诗集，会发现其小说与诗歌之间的相似性：叙述的简练风格，卡佛的人生轨迹和遭遇。显然，两者是二而一的。卡佛的诗歌语调与日常交谈基本相当，既不歌颂，也不呼唤或吁请，诗中所写也是日常所遇所思，如他懊悔大半生的酗酒，他钟爱的钓鱼，他破碎的婚姻，他的父亲、妻儿，他喜爱的作家等，并在诗中表达一些感慨，如“他抛弃了他曾经爱过的/每一个人。”（《钓鱼》）。这些生活片段，对读者（也是他者）来说如此平凡，有时或许难以激起阅读的惊奇，就像我们不太会真正关注周边人的日常生活，但难以做到不去围观一场大火。但这些日常，这些平凡，以及诚恳朴素的书写，是卡佛珍视的，这是他观察世界的姿态和方式，也是他塑造世界的方式，在阅读其诗歌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些日常往往被我们忽视了，一旦我们调整到合适的姿态，他的诗就会引起情感共鸣。

卡佛的诗与小说当然有不同之处，这是由诗歌的性质和形式决定的。在诗歌写作中，卡佛有时更直接，更坦白，如《最后的断片》一诗：“这一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我得到了。/那你想要过什么？/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被爱。”在人生面临终点时，卡佛如此自问自答。在这首诗里，卡佛没有了对以往生活的愧疚，不再彷徨、寻求和恐惧，而是对自我的认同，以及对“被爱”的认定。事实上，他在多首诗中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恩”之情。他清楚，“我们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都想要拯救/我们不朽的灵魂”，而他在摇摇欲坠的生活中，逐渐重新建立着恰当的个人秩序，捕捉着存在的愉悦，就像《快乐》这首闪着微光的诗所写：“这么早外面几乎还是黑的。/我在窗边端着咖啡，/清晨的平常事物/掠过我的头脑。/突然我看到一个男孩和他的同伴/沿路走过来/投递着报纸。/他们戴着帽子穿着毛衣，/其中一个肩上背着包。/他们是这么快乐，/什么话也没说，这些孩子。/我想如果能够，他们一定/会手挽着手。/这么早的早晨，/他们一块儿做这件事。/他们走近了，慢慢地。/天空披上了曙光，/尽管月亮仍苍白地挂在水上。/这样的美，一瞬间，/死亡，雄心壮志，甚至爱，/都不曾进入。/快乐。/它出其不意地/来了。它超越了，真的，/任何一个清晨。”这是一首领悟之诗，卡佛的书写却依然平凡，像是在告诉读到这首诗的人，领悟就在平凡之中。

推荐理由：蟫（yín），百科释义为，“蟫鱼，意思是衣服、书籍中的蛀虫。”一般印象中，蛀虫是蚕食者，破坏者，让人疾欲除之而后快，而在小说《蟫》中，它们是难得的见证者，因为它们携带着远比人类更久远、细腻的记忆：“它们并不能永生，但每当预感生命将息，它们就会将此生所有记忆，植入最后一批卵中，于是祖辈累积的见识，都会在幼蟫身上得以延续。”正因这一特性，蟫被塑造为一部历史小说的绝佳视角。

《蟫》主要讲述了一部藏书志的书写与流传的故事。在本书《序》中，复旦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吴格说得清楚：“《慈云楼藏书志》的流传与研究史，即小说《蟫》所演绎的李氏藏书聚散本事。作者为文献学研究生出身，曾经古籍整理训练，并以《<慈云楼藏书志>考》完成学位论文……大致厘清了《慈云楼藏书志》稿本、抄本及增补本的关系。”故事脉络是清晰的，但将如此小众的研究领域写成小说，需要对史实的详细掌握，以及更重要的，对人世的洞察。作者为这部题材新颖的小说找到“蟫”这一视角，穿梭于古今之间，把围绕在藏书志周边的人——藏书所有者、藏书志编撰者、后世研究者的故事讲得鲜活动人。为什么要耗费如此心力，披沙拣金，厘清一部藏书志的脉络？书中人物说：“那些好光景，如果没有被看见、被记录，也就无人知晓。好像桃花默默开了又谢了，没有人来赏玩题咏，就等于不存在。”也许无论书还是人，都需要“被看见”，这部小说“看见”了一部隐藏在历史暗流中的藏书志，也看见了与之有关的动荡人世。

推荐理由：正史就一定可靠吗？帝制时代，正史的编纂被视为国家大典，负责官员是庙堂耆宿，编修人员也是朝中菁英，他们可以接触到时人难以接触到的官方档案文献，从记载帝王起居的起居注，到诏谕、奏疏、文书，更会网罗文献，加以辑考，因此，由官方纂修的史书历来被视为重要的一手资料也就顺理成章。但正史之“正”，并不仅仅意味着记载正确，凌驾于史笔之上的，常常还有权力的意志，纂史的目的代表了官方的意志，因此，正史之正，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种政治正确，在这一政治正确的大前提下，史实常常被遭到扭曲与篡改。“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这一《红楼梦》的题旨，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对帝制时代官方正史的评价，也并不为过。

《真事隐》讲述的正是这样一段被正史遮蔽的历史。1708年，康熙帝在位的第四十七年，这位帝王遭遇了政治生命中最重大的一场危机。就在九月巡幸途中，康熙帝忽然废黜了已经册立了三十三年的太子，由此拉开的长达十四年的皇子夺嫡之争，直到康熙帝在畅春园咽下最后一口的那一刻，才宣告终止。而这场夺嫡大战的最终胜出者四阿哥胤禛，在登基后，便亲自监督纂修其父亲康熙帝一朝的官方正史实录。在这部官方正史中，他是康熙帝诸皇子中唯一未曾遭受批评反而备受赞誉之人，他的皇位来自康熙帝长期以来的圣心相传，而他的兄弟，从突然遭到废黜后来复位又再废的太子，到曾为众臣一致推许的储君继承人八阿哥，再到被康熙帝在家信称为“大将军王”，委以征西重任的十四阿哥，全都在雍正授意的官方正史中借康熙帝之口遭到贬斥指责。官方正史成了雍正帝皇权合法性的背书，历史的书写权与裁判权似乎真的被这位帝王所垄断。但历史女神有祂自己的报复方式，祂会留下蛛丝马迹让后世发现真相如何。

本书的作者孙立天通过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保存的一部稀见档案《北京纪事》揭开了这段被正史刻意掩饰的历史。这部由当时侍奉宫廷的来华传教士纪理安从1705年12月到1712年4月间逐日撰写的日志，呈现出了另一种与清廷官方正史迥然有异的历史叙事。在这部文献中，纪理安讲述了太子被废后，官方正史中道貌岸然的四阿哥胤禛，是如何因设计谮害八阿哥而遭到康熙当众鞭打。而正史实录中，却将被打的人篡改成了十四阿哥——当初自己失败的夺嫡阴谋，就这样在正史中被转嫁到了另一位竞争对手十四阿哥头上。传教士的记录也佐证了一些原先孤证的历史记录，譬如朝鲜使臣在燕行记中所记载的康熙帝在与群臣讨论复立太子的御前会议上动手“殴曳”内阁大臣马齐的记载，在宫廷传教士的记录中同样写道：“（康熙）一拳把马齐打倒在地”，而这场君臣在御前上演的全武行，并非仅仅是宫廷八卦，而是从细节证实了康熙朝皇权的限度和君臣关系。一些已经成为今天网络流行语的所谓“有出处”的史料，也被证明很可能遭到了有目的的篡改，譬如那句康熙帝批评太子一党索额图的“本朝第一罪人也”，实际上也是雍正帝在正史实录中故作手脚的篡改，在新近发现的《本朝题驳公案》所抄录的康熙时期邸报的同一份谕旨中，这句话的原文是“我家之罪魁也”，通过将“我家”改成“本朝”，太子废立的家事就上升为本朝天下大事，既然有意扶立太子的索额图已经成了“本朝第一罪人”，那么太子被废自然在天下人面前也就再无转圜余地。所谓历史书写，常常就是在字句之间隐藏深意，而操控这些字句的手，究竟长在谁的身上？又听命于谁的意志？这恐怕是历史发生了什么更意味深长的问题。好在，总有那些正史之外的史书留存于世，让后世读者不至于只有一种“正确”的选择。

推荐理由：在冷战史与外交思想史的研究中，乔治·凯南几乎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凯南1946年的“长电报”和1947年匿名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X文章”，提出以长期政治、经济和战略压力遏制苏联扩张的思路，迅速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理论基础，彻底改变了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走向。

科斯蒂廖拉的《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可能是国内首部被译介的乔治·凯南传记。相较于强调这位“冷战之父”在冷战战略中的历史地位，本书从心理学的角度深挖凯南日记等一手资料，展现了这位外交天才不为世人所知的另一面。凯南既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家，也是带有浪漫怀旧情绪的知识人；他身处美国体制的核心，却又深深迷恋俄罗斯文化；他一手缔造了冷战格局，却又在晚年不断批评这种战略的军事化走向，主张通过谈判逐步缓和东西方对抗。科斯蒂廖拉展示了凯南这个时代的“异类”如何在国家权力、道德理想与个人情感之间不断摇摆，作者认为这种“矛盾性”恰恰是理解凯南及其时代的关键。也许，在多极化回归的今天，重新理解凯南对大国平衡的执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推荐理由：从“看房－购房”到“装修房－住进新房”，过去三十多年间，这一安家流程早已融进无数中国家庭的记忆深处。也因此，城市大开发作为一种经济增长机器，既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记载了人们对新居住的向往和追求。当前，房地产市场需求由过去的大规模增长趋向平稳发展，由增量为主转为增量与存量并存，我们也随之进入被称为“后开发时代”的阶段。从“如何建”“如何买”到“如何住”，“居住”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越发凸显。由陈映芳和其团队撰写的《进入后开发时代：大都市生活秩序研究》通过对“居住”这一生活过程和秩序的实地调查，向我们呈现了城镇生活的诸多面向。其调查对象主要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同时，在各章节的分析中也引入了对上海其他城区的观察。

上海是我国超大城市之一。提及这座现代大都市，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陆家嘴的摩天楼群，或内环线内流光溢彩的都市街景。而在主城区之外，还存在着另一重空间——远郊的村庄、被新建楼房包围的“城中村”，还有沉寂的老市镇。这些角落共同构成了上海的城市肌理。浦东新区自城而乡，及镇及村，城乡形态多元交织，涵盖了以上各个形态。

生活的秩序化，是一个朝向规则化和稳定化的社会进程（这也是现代社会对“理性”的普遍追求）。居民与市场主体的自发秩序，基层自治组织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治理秩序，皆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本书逐一考察其间的生活图景，比如从社区内部来讲，既有以读书会、咖啡节吸引年轻人共建社区的尝试，也有为儿童和亲子家庭打造友好空间的实践。要重塑“后单位制”年代的小区生活，难度不言自明——居民的时间节奏、兴趣偏好与生活目标各不相同。再以比较的视野来看，不同居住区之间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秩序差异显著，而资源分配的不均尤为关键：从医院、学校，到路灯、垃圾处理站，再到天然气入户状况，无一不在塑造着日常生活的底色。翻开此书，读者不仅能读到上述论述，还能看到鲜活的城乡影像，以及作者对“混搭”与“秩序”、江南市镇传统等议题的思考。

推荐理由：战争带来的摧毁性后果，席卷从个体、家庭到国家的每一寸肌理。而无数人的切肤之痛，正是这种毁灭最沉重，也最无法回避的一面。那么，如何悼念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生命？这是一个关于遗忘、纪念与重塑意义的历史过程。《在记忆与悼念之场：欧洲文化史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从文化史的视角，走进一战的悼念现场，讲述战争期间及战后，人们如何以图像和语言的形式持续表达哀思。作者杰伊·温特是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以跨学科视野研究战争见长，其主编的《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已有中译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而这本战争文化史，则为他本人的重要之作。

谈及“一战”与文化的关系，一个经典命题是现代主义在战争中的崛起。它发端于战前，勃兴于战时，并在战后深刻影响了现代世界的走向。的确，现代主义对文明与理性的质疑，解构了战争的神圣性；它也成为战后人们处理战争记忆与创伤的方式——破碎的语言、扭曲的意象，皆为明证。然而，温特在本书中挑战了这种单一的叙事。他提醒我们：“一战”并非一道泾渭分明的分水岭——此前是“传统”的年代，此后是“现代”的年代。通过对英法德等国家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他揭示了另一种图景：在应对战争伤痛时，人们同样大规模地回归传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久远的古典元素、宗教仪式乃至“通灵术”重新焕发生机——一双双被幻想出来的手，安抚着生者的伤痛，重新联结起生者与逝者。

一场最现代的工业战争，却被最传统的思想与仪式所消化。在温特看来，这种传统之所以持久不衰，是因为它能为丧亲之痛提供慰藉。如果说现代主义是以破碎与嘲讽直面工业战争的荒诞，那么这些被延续下来的传统，则是以一种温和而深沉的方式疗愈人心。二者共同承载了欧洲在“一战”中的集体伤痛。需强调的是，温特并非否定现代主义对“一战”的表达，而是重塑了那种过于简化的历史叙事。“一战”即便不是现代主义全面崛起的起点，也至少是它走向崛起的“开始”。而传统，至少在“一战”期间及结束后并没有消散，它陪伴着那些承受切肤之痛的人们，在哀悼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